文化傳承視野中的中國古代小說學術研讨會于2018年10月26日—28日在江蘇南京召開。
會議由bat365官网登录、江蘇省明清小說研究會、江蘇省紅樓夢學會主辦，bat365官网登录承辦，來自海内外的50多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
會議開幕式
本次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56篇，内容涵蓋了中國古代小說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學術史與學術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文體與文本分析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成書、作者、版本、傳播與接受研究等諸多方面。
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了中國古代小說，中國古代小說又以一種文學的方式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自覺地以文化視角開拓文學研究領域，深化對文學作品的認識，是此次會議的一大特色。
除專門以小說與文化為議題的16篇論文以外，這樣一種觀照方式還滲透到其他各方面的議題當中。如羅書華的複旦《紅樓夢》課整個課都是“文本與文化的雙向結合”，喬光輝的《鑒湖夜泛記》主題解讀主要關注作品中的以道、釋消儒的一貫傳統，梅東偉對儒家傳統中修身的考察，馮保善對江南教育背景與讀者知識構成的關注等等。既立足于文學，又不局限于文學，将小說研究放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
傳承離不開經典，多元方法下對于經典文本的重新認識也是此次會議論文的突出特點。在全部56篇論文中，圍繞四大奇書、《聊齋志異》、《儒林外史》以及《紅樓夢》展開論述的文章多達29篇，占全部論文的一半以上。
從傳統的版本考證、主題解讀、人物形象、制度考察，到前沿的跨文本分析、文學圖像、海外傳播、數字化等等，應有盡有，豐富多彩，充分體現了此次小說會議有承有創，推陳出新的宗旨。
蕭相恺先生寫給會議的賀辭
下面依據與會者論文議題的不同簡單進行分類介紹：
1 中國古代小說與中國文化研究
目連神話自隋唐變文以來一直是古代小說戲曲的重要題材，而《盂蘭盆經》一般被視為目連神話最早的文本依據。不過，《盂蘭盆經》本身因為缺乏印度文獻的支撐，常被人視為疑僞經。
趙曉寰的《<盂蘭盆經>及其目連神話的印度淵源考辨》針對僞經的相關論點一一做了反駁，認為《盂蘭盆經》雖然不是純粹性的經典，但它與許多早期漢譯佛經一樣，是譯者用本土化的漢語對佛經進行了創造性的翻譯。
齊慧源的論文從《世說新語》神童現象出發，對魏晉時期尊重兒童、賞識兒童、鼓勵兒童的寬松式家庭教育進行了考察。
朱銳泉的論文以明清世情題材小說為取材重點，展開師徒關系的研究，除了小說史的研究價值，也兼具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意義。
雷勇的論文讨論了史學傳統與曆史題材小說創作的關系，指出古代曆史小說是在史官文化背景下孕育、生長的，無論是題材内容、外在形式還是小說的内在精神都受到了史官文化的影響。
史官文化滋潤了曆史小說，但由于中國史學早熟，史學傳統又過于強大，這對小說創作又産生了一些消極影響，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小說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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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紹雄認為中國古代商賈小說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社會農耕文明與市場文明博弈的畫卷，是中國社會轉型發展和文化嬗變的曆史記錄。
劉雪蓮的論文從特定景觀、流動性地理空間、社會與空間關系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浙籍小說家的空間叙事。
薛英傑認為《朱履佛》的改編策略，既回應了《五色石》區分文人與僧人身份的立場，也是文人在危機中尋求自我證明的特定手段。
馬君毅基于筆記小說對明中後期的宦官琴人做了初步研究，指出他們為古琴藝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鄧駿捷、劉曦冉的《美國漢學界中國公案文學研究中的“文學中的法律”問題》一文指出，在21世紀之交，跨學科研究的整體學術背景使美國漢學界開始明确關注到“文學中的法律”問題，并開始用對照的方式進行相關研究。
從此，在美國漢學界中國公案文學研究中“文學中的法律”問題的重要性不斷提升，而以此視角來研究中國古代公案文學，無論是對于美國漢學界，還是中國學界，都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大會發言
董國炎的論文深入分析了《水浒傳》所包含的兩重矛盾：一重指國家民族内部的階級矛盾，尤其平民百姓與貪官污吏的矛盾。另一重指對外的國家民族矛盾，這關聯家國情懷和民族利益。并認為這兩重矛盾交織轉換，造成水浒文化的複雜及起伏式傳承。
趙敬鵬的論文從文學與圖像的角度考察了潘金蓮的肖像和語象之間差異，并對由此構成的“圖-底”關系的反轉做了深入的分析。
毛睿借助對于《西洋記》的考察，嘗試探讨了“西學東漸”之前明代知識階層的海外知識。
王先勇考察了《紅樓夢》中所反映的清代莊園制度，據此肯定《紅樓夢》在拼合曆史細節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虛構。
藍士英關注到《後紅樓夢》迥異于《紅樓夢》的黛玉形象，結合時代背景的分析，認為這一形象體現了乾嘉常州文人對望族理想女性的認同。
2 中國古代小說學術史與學術方法研究
會議論文概要
溫慶新的《目錄學視域下的胡應麟“小說”認知與分類思想考察》一文讨論了胡應麟對于“小說家”内涵的重新界定，認為這種界定既能夠涵蓋此前的傳統，又能符合曆代“小說”的衍變實際。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探讨了胡應麟對“小說”的分類，并指出胡應麟對于“小說家”類作品的文學特性的重視為近世小說史研究者引進西方“小說”觀念建構古代小說史提供了一種可資操作的借鑒，同時，作者對調和中、西“小說”觀所隐藏的以西律中的研究思路進行了反思。
趙興勤的《關于<後西遊記>研究的幾點思考》一文意在檢讨《後西遊記》研究中的不足，該文否定了《後西遊記》産生于“明末清初”這一常見觀點，認為這部小說的成書不會早于康熙初年，不會晚于康熙中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後西遊記》包蘊着一段明、清之際學術思想演變的豐富内容。
高淮生的《港台及海外紅學學案》旨在換一種眼光看紅學，這部書是《紅學學案》的續編，延續了以學人為中心，以學術範式的提煉為旨歸的思路。
該書有選擇地介紹了12位港台及海外學人的紅學研究整體風貌，以學案的方式整理紅學史，不僅僅為現代學術尋找真實而鮮活的為學傳統，同時也為梳理百年紅學的紛擾局面、重建紅學學科提供了重要參考。莫其康的論文則回顧了周恩來總理對于施耐庵身世調查關心，肯定了其積極意義。
在衆多的接受、傳播方式之中，課堂教學因其有師生共同參與、持續而深入以及制度化的突出特點，在文學作品的接受與傳播以及當代文化建設中有其獨到的價值。
正是因為如此，羅書華對于《紅樓夢》課程的積極探索，所代表不僅僅是一種另類的課堂，更是一種别具匠心的研究。
在三種傳統教學模式之外尋求變革，以能實現師生之間多元互動的對話方式作為教學的基本形态，以開放的心态，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自身的學習興趣，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一種健康的學術能力的養成，對于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不可估量。
分組讨論
周文業的《五大名著主要版本數字化比對本叢書》總結了自己多年來版本數字化的經驗，以五大名著為對象，介紹了中國古代小說版本數字化研究的現狀以及中國古代小說版本數字化比對方法，代表着迥異于傳統文本研究的新思路。
3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與文本分析研究
王思豪的《再論“賦—說同構”的文學傳統》與郝敬的《論殷芸<小說>引雜傳入小說——兼評雜傳對中古小說文體流變的影響》探讨了小說文體的問題。
前者以《紅樓夢》為中心，認為《紅樓夢》中賦與賦寫《紅樓夢》在“賦—說”交替互寫過程中形成“情事互文”的“同構”傳統，在對小說的人物品評、情節重寫以及小說文本的經典化曆程中皆有不俗的表現，值得探讨。
後者則基于殷芸将雜傳引入了《小說》的創作實際，指出殷芸《小說》拉開了歐陽修對小說觀念新變的序幕，為宋代小說觀念理論上的突破奠定了堅實的作品創作基礎。
邵天松對清代揚州方言小說《飛跎全傳》的語言修辭特色進行了考察，指出返源、偏取等修辭格的使用以及俚俗土語的運用，使小說獲得了特殊的藝術效果。
喬光輝在《我們如何成就令言？》一文中對《鑒湖夜泛記》的主題展開了深入細緻的分析，指出作者将織女辯白放在天人合一的純自然語境中予以反思，是對儒家道德比附自然觀的反駁，極大擴展了小說的寓意；作者援引“欲界諸天”為學理依據，批駁“世俗多诳”，體現出作者以道、釋消儒的一貫傳統。
會議手冊
梅東偉結合晚明的學術背景以及社會風氣，認為《金瓶梅》是以紳商為代表的晚明社會民衆“昧于治身”的時代象征。
馮瑾的論文對《儒林外史》中采取多種多樣冒充手段追逐功名富貴的“假冒群體”進行了研究，認為作者是為了喚起人們療救自身愚昧的注意。
張紅波從四個方面論證了《三國演義》循環叙事的文體特征，伍大福的《吳用新論》提出吳用具有“犬儒特征”，皆具啟發意義。
辛明玉認為王漁洋秉承子史部小說觀，重視小說的地位和作用，以自己的作品和評論有力地推動了清代小說的發展繁榮。
朱澤寶的論文指出，蒲松齡寫人鬼戀情與人狐戀情這兩種感情嚴格遵守着完全不同的叙事模式，并認為積澱深厚而又差異巨大的鬼狐文化給了蒲松齡創作以十分強烈的影響，加重了模式的分化與形成。
喬孝冬分析了《紅樓夢》中的全部荷花形象，十分令人信服指出象征晴、黛的芙蓉是水芙蓉。
劉廷乾的論文對越南古代漢文傳奇小說《金雲翹錄》《桃花夢記》做了深入的分析，認為兩書的創作模式與中國明清小說傳統有呼應之勢，兩書在越南漢文小說發展史、中越小說交流史中的地位應值得重視。
4 中國古代小說的成書、作者、版本、接受與傳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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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天振的《晚明米芾轶事小說的輯撰動機與叙事特色》特别對學界目前關注較少的米芾轶事小說進行了考察，認為江南文士輯撰米芾轶事小說動機主要包括人生态度的契合、借米芾遭遇澆自己胸中塊壘、保存文獻彰顯人生價值、寄托情志、娛樂需求等幾個方面，同時還對此類小說的叙事特色做了簡要介紹，認為晚明米芾轶事小說集的文學價值還有較大的探究空間。
王進駒、杜治偉對于唐僧出身故事是否《西遊記》原有的考察，李天飛對于金箍棒原型的考證，孫越對于《金瓶梅》所引呂洞賓《警世》詩真僞的考證，都嚴謹詳實，令人信服。
《醒世姻緣傳》的成書時間問題以及作者問題曾在學界引起廣泛讨論，目前學界對于其成書時間逐漸形成共識，而對于其作者仍是衆說紛纭。陳聖宇通過細緻的分析考證，在“蒲松齡說”“陝西人士說”“章丘人士說”等觀點之外提出了“周亮工說”，推測合乎情理，可成一家之說。
張春紅的論文對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刻《江湖紀聞》做了細緻研究，揭示出這一學界所知有限的刊本多方面的重要文獻價值。
張丹丹在對比底本王陽明年譜的基礎上，對《靖亂錄》的藝術加工做了深入分析。
劉璇通過對靜寄山房本《平山冷燕》的避諱情況進行考察，确定此本的評點者正是清怡僖親王弘曉。
與會代表合影
朱萍的《從戲曲詞語删改看<紅樓夢>程乙本對程甲本的修訂》一文，以小見大，從18處戲曲詞語删改入手，仔細讨論了程甲本與程乙本的優劣問題，并得出結論，對戲曲詞語的運用而言，程乙本對程甲本的改動基本上是改劣為優。
寶卷是中國古代說唱文學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明清時期民間宗教的經典性文本，是一種兼具文學性和宗教性的特殊文體。羅兵對“西遊”宗教寶卷進行了考察，并推斷這批寶卷應該是受到“全真本”《西遊記》的影響。
劉成榮的《論<新列國志>對<左傳>的接受與傳播》旨在探讨《新列國志》如何向《左傳》取材以及馮夢龍的處理方式是否成功兩個問題，基本對“鄭伯克段于鄢”這一經典片段的分析，作者指出小說文學特性與作者依附經典的初衷形成内在分歧，限制了經典向世俗的傳播。
楊緒容通過對“題紅詩”的考察，認為在程甲本之前《紅樓夢》已經存在一個足本。同時，作者對“題紅詩”文學批評價值做了深入細緻的分析。
馮保善結合教育背景、大衆讀物、人口密度以及小說禁毀、小說序跋的相關史料，集中探讨了江南成為通俗小說中心的原因。
他認為明清江南教育普及的相對發達繁榮，普通民衆識字率與識字人口的絕對數字均在全國遙遙領先，作為文化商品的通俗小說，有了更廣闊的潛在與實際市場，因此成為明清通俗小說出版與消費的中心。
高玉海憑借俄語的特殊優勢，對西遊故事在俄羅斯的接受與傳播做了細緻考察，填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
以往文學史的書寫往往依賴于公開發表的文本，而這些材料都不同程度的經過了文人本身的修飾，許多真實的細節已經被抹去，大量日記文獻的出現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直面曆史現場的大門。
苗懷明的論文以徐兆玮為樣本，通過對日記這種原生态的曆史文獻的研讀，探讨了近代一個普通文人的小說情結，嘗試揭示近代小說接受與研究的一些真實情況，發人深省。